Founded in 2020.
Based in Vancouver and Shanghai.
BMOH (Build My Own House 我房由我造) is a cultural brand co-founded by artist One Perchen and designer Chandi.
「在不断追求创新的过程中构建理想的稳定性」
由艺术家 One Perchen 和设计师 Chandi 共同主理的文化品牌。创立于2020年。创造物包含播客、艺术评论及出版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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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狐狸》：不知道的输给知道的
《老狐狸》：不知道的输给知道的
2024-03-31
撰文｜One Perchen
本文章内容涉及部分剧透，请酌情选择阅读
01｜
天
慈悲也无情
被动的生命
人会与其脉搏同频的时代相亲。同样地，人也想将自身生命与时代的脉搏追平。
1989 年「全民皆股」的台湾，伴着钢琴声里的断奏和碎在萨克斯风里的拨弦，悸动的曲调里似乎正涌动着向上的生机。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股市，靠着人们的狂热越烧越旺，几乎灼穿社会。旦夕之间，有人暴富，有人倾家荡产。生死仿佛就在一线之间。
「叔叔股票有赚钱，他要借我们房子的头期款。」
「头期款？我们可以买房子了。」
在餐厅工作的廖泰来（刘冠廷 饰）和他还在念国小的儿子廖界（白润音 饰），心心念念的就是可以买房子开理发店。正当我们以为，电影要开始用刺激的股市沉浮来串联起所有人的命运，谱出如电视剧《繁花》那样的激昂乐章，让观众在屏息间被潮涌震慑，或颤栗或兴奋。
导演萧雅全却选择继续用缓慢的节奏，将炒股的大背景隐在个人的生命之后，它似乎不再主宰命运，而仅仅是安静地伴随着命运。这时候，我们所嗟叹的、欣慰的、鄙夷的、以及叹服的就不再是那些被塑造成不可抗力的存在。我们全神贯注地着眼于单纯又野蛮的生命力。在电影中后段，导演用一段优雅的配乐在三个场景中反复跳转，音符照旧在跃动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却一齐滑向悲剧。
陷阱陡然展开——弹跳着的，除了向上的生机，还有案板上的活鱼，刀俎各异。
选择通过孩童视角展开叙述的创作者无疑都是勇敢的，因为在孩童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隐晦的共识，世界的秩序需要在一个个对「为什么」的回答中，清晰地构建起来。这考验着主创自身对于其所表述内容的掌握和理解。
电影里给小男孩廖界安排了两位「父亲」，一位是他那个脚踏实地，徐徐图之的父亲廖泰来，另一位则是被众人称为「老狐狸」的谢老板（陈慕义 饰）。后者以精神教父式的姿态出现在廖界的生活中。
一方抓着理想，另一方正好奉上道路。若在传统的叙事中，这无疑是「逆袭」篇章的序曲。
当小男孩遭遇同学的欺负时，谢老板告诉他：「如果只有我知道你的名字，你不知道我的，我们就不平等，还没开始就定输赢了。这个道理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输给知道。」
「我们要利用不平等，创造不平等。有人说不平等不好。脑袋坏掉。不平等是地图，清清楚楚为我们指出赢的方向。跟强的人在一起就往上爬，跟弱的人混，就往下掉，懂吗？」
当小男孩因为房子涨价买不起而生气的时候，谢老板在单向玻璃窗前告诉他：「能够感受别人的感受也是一种包袱，我感受你的感受，就会把你的愤怒，背到我的背上。」
「卖我爸房子。」
「一码归一码。买房子是你爸爸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你要不要我教你断绝同情的方法？三个步骤：第一，喝冰开水。第二，闭上眼睛。第三，告诉自己，干我屁事。」
而同时间，廖泰来展现在儿子面前的则是：
在租来的公寓里抱着萨克斯风吹奏。
水龙头不要拧紧，「慢慢滴，水表才不会跑。」
洗澡时，热水接完，瓦斯要及时关掉。
美工刀片要用纸皮包起来粘好才能扔掉。
别人家还在办葬礼，不可以和人抢房子。
小男孩如同羽翼未丰满的鸟仔，着风雨，在摇摆中学习飞行。没有励志的奇迹，只有混着泥泞的真实阻力。
电影《老狐狸》以狡猾的姿态，也询问着它的观众——你们的心跳会如何加入合奏？
02｜
天
慈悲若无情
破壳的生命
分寸只稍偏一点，这部电影就会变得残酷，手术刀般严厉地剖开社会。然而，《老狐狸》并没有这样做。贯穿整部电影的中音部是「人情」，它托举着一切幸运和一切不祥，推进着故事的讲述。
在观影的过程中，镜头穿梭在众多人物或私密或公共的生活领域里，观众顺着视线，编出人物关系具体的网。这时候，电影作为「共情的机器」，敬业地开始它的工作。
会将多的餐点拿给小男孩吃的餐馆阿姨；会关心照顾父子的秘书姐姐（并不因为女性漂亮年轻的外表就安置感情线）；每次都多送小男孩一盘肉的外省面馆老板；看见小男孩站在路边等人，就特意拿凳子过去的街边摊老板；因为察觉到有伤心的人，而会在医院电梯里提醒带着新生儿的妻子不要笑出声的廖泰来；······
这些并不富裕的人，向彼此递去自己所能及的温情，丰富着彼此附着油渍汗渍的生活。这时，悠扬的音乐再次响起，观众得以在连绵的旋律里，长舒一口气。
其实不管是廖泰来还是谢老板 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活，他们站的位置不同，看到的不一样。本可以被塑造成对立面的两个角色，导演却选择让他们都看得见彼此。
谢老板同样也看得见自己工厂里工人们的各色窘迫和贪欲，他只是习惯喝冰水了。他告诉小男孩「在乎别人感受的人，是失败的人」，他却清楚自己受过「失败者」的惠。
此时，若分寸再偏一点，电影又会染上悲情，疲惫地刻画起只能在伟大的姿态中诞生和凝固的悲剧。
戴锦华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）曾说她警惕并拒绝悲情，「所谓的悲情就是在你挺身抗暴的时候，以敌手的不义来作为自己的正义。另外所谓的自恋，是当你挺身抗暴的时候，你沉湎在一个想象中的巨大的镜像当中，不断地感知你作为英雄、作为抗暴者的悲壮和高尚。」
在近年来层出不穷的，标榜现实主义的影视作品当中，观众都在积极地配合着这样的英雄主义反抗运动。
观众被动地接纳了一则讯息——我们所对抗的正是那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「危险符号」，它轻易便能碾轧众人，不顺从它，我们就壮烈地迎向它。
久而久之，若是拿不出成为英雄人物的力气，所有人都只能像电影中，面对小男孩廖界提问的大人们一样，露出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」的表情囫囵吞下自己的命运。个人的力量被彻底瓦解了。
可生命力真的如此单一吗？
《老狐狸》这部电影借着谢老板之口，看似无情地告诫廖家父子，「知道就赢，不知道就输」的游戏规则，却从未将「知道」的内容盖棺定论，仍供「春风缘隙来」。它选择将时代的脉搏还给个人，无论选择的是何种「知道」，无论秉持着何种游戏规则，命运皆由人定。
最后，作为障眼法的高音褪去，剩柔韧而不起眼的低音呢喃——在当年的「保成街17号2楼」，在乎别人感受作为一种「知道」，同样能赢。